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1 年 第 1期
摘要 症候阅读法是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一书中提出的阅读方法。阿尔都塞认为文本存在着特定的论题间所构成的客观内在的关联系统，即决定所给定的答案的问题体系，需要超越字面含义进行阅读。在阿尔都塞那里，症候阅读大致涵盖了时代症候、文本症候和症候阅读法三个层面。症候阅读法带有明显的结构主义与唯理主义色彩，对于经验主义阅读模式是一个突破。症候阅读法是一种开放性阅读，对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与互文性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症候阅读法对理论文本与文学作品效用不一，在其蔓延至文学批评领域，往往较多地带有精神分析的烙印。症候阅读法（symptomatic reading method）是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一书中提出的阅读方法。他认为文本存在着特定的论题间所构成的客观内在的关联系统，即决定所给定的答案的问题体系，需要超越字面含义进行阅读，就是他所说的症候阅读。症候阅读不仅如阿尔都塞曾经的学生朗西埃所说，是“支撑着阿尔都塞视野的阅读观念”[1]，而且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其使用远远超出阿尔都塞本人，对哲学研究、文学批评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关于它的功过是非，学界的评价却大相径庭。日本学者今村仁司称赞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是“马克思研究史上闪闪发光的金字塔”，称其发明的症候阅读法是研究马克思的“独创性的方法”[2]。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却认为，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是想象的马克思主义，“惟有结构配得上认识对象的崇高地位……《读〈资本论〉》既没有向他自己也没有向其读者传授有关任何特殊而具体的经济知识”，他的症候阅读法属于“断章取义，把他自己想说的东西归于马克思”[3]。以至于过了半个世纪之后，阿尔都塞的学生与合作者巴里巴尔(又译巴利巴尔)仍然把症候阅读视为阿尔都塞留下的难题之一，认为阿尔都塞“身后还留下了好些未完成的难题性，比如对理论和艺术作品进行‘症候阅读’的难题性（它肯定影响了德里达的解构）”[4]。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鉴于症候阅读对于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以及此后对哲学研究、文学批评的重要性，我们准备对此做一番考察。症候阅读是阿尔都塞受到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启发提出的阅读观念与阅读方法。“症候”（symptom）中文又译为“征候”，原本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早期的《梦的解释》中，弗洛伊德用“症候”来指癔症病患者梦境中具有隐匿意义的症状[5]。在《精神分析引论》一书中，弗洛伊德用它来表示神经病人病症无意识的表征，“神经病的症候，正和过失及梦相同，都各有其意义，而且也像过失和梦，都与病人的内心生活有相当的关系”[6]。弗洛伊德认为症候与性压抑有关。被禁止的欲望或者力比多如果不能得到释放或者升华，便会形成症候。“症候的形成实为潜意识中他物的代替。有些精神历程，在正常情况下，必待发展到病人在意识内明白才罢。假使不能如此发展；或假使这些历程忽然被阻而成为潜意识的，那么症候便随之而起。因此，症候就是一种替代物……”[7]可见，“症候”在精神分析那里是一种无意识的形成物。例如，弗洛伊德把梦的某种工作机制视为神经病的症候，“神经病的症候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而且是由梦者的生活经验所形成的……假使我们记得梦的构造和神经病症候的构造如何相似，又仔细推想梦者是如何迅速地变成一个清醒的合理的人，便可相信神经病的起因不过是由于精神生活中力的均衡有所改变而已”[8]。在这里，精神分析学家把梦境作为类似于“文本”的分析对象，据此寻找病因，以使身体机能恢复平衡。拉康淡化了症候在疾病方面的含义，将其泛化为主体被他者占据后的结构形式，是某种以不在场的形式在场的东西，“症候被设想为白点（white spots），设想为主体历史的非符号化的想象性因素，而分析的过程就是将其予以符号化的过程，就是将其融入主体的符号世界的过程：分析将为一开始表现为无意义的踪迹的事物，回溯性地提供意义”[9]。所以拉康说要重启无意识的断裂维度。很明显，阿尔都塞对症候的理解更多地来自拉康。 在阿尔都塞那里，症候阅读是一种批判性阅读，一种知识的生产，包含了观察方式与提问方式的变化，即与“问题式”（problematic，或译“总问题”“问题域”）有关，“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逐一地进行‘症候’阅读，即系统地不断地生产出问题式的揭示和生产使我们能够看到在其他情况下只是以暗示的形式和实践的形式存在的东西”[10]。所谓“问题式”主要指的是一种主观的认知结构，“正是问题式的概念在思想的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因此，为了从这一种思想的内部去理解它的答复的含义，必须首先向思想提出包括各种问题的问题式，这个问题式本身是一个答复，但它回答的不再是它自己的问题，即问题式内部包括的问题，而是时代向思想家提出的客观问题”[11]。能看到在其他情况下只是以暗示的形式和实践的形式存在的东西，问题式内部包括的问题是时代向思想家提出的客观问题，这些说法说明症候阅读是对时代“症候”的一种回应。阿尔都塞还指出：“任何理论就其本质来说都是一个总问题，都是提出有关理论对象的全部问题的理论的、系统的母胚。”[12]上述情况说明阿尔都塞还受到他的导师巴什拉的影响。巴什拉把认识视为一种精神过程，认为科学从根本上是一种关于关系的学说，“首先要会提问题。不管别人怎么说，在科学生活中，问题不会自行提出来。这种问题感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的标志。对于科学精神来说，一切认识都是对一个问题的解答”[13]。这应该是阿尔都塞所谓“问题式”说法的一个来源。当然仔细推究起来，问题式以及症候阅读的说法仍然与拉康有关，因为拉康1953年在其著名演讲《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领域》中就说过：“我在言语中寻求的是他人的应答，我的问题是把我构建为主体的东西”[14]。这其中包含了对主体言语行为的考察需要落实到言说结构上面来的意思。对于阿尔都塞来说，症候阅读是一种全新的阅读观念，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构。我国学者张一兵认为，阿尔都塞所讲的“症候正是由一定的问题式统摄所形成的深层语言之空无，它甚至就是字句的沉默。这是一种理论无意识。在这种无意识的不在场中，问题式却向反思呈现出来”[15]。阿尔都塞区分了对《资本论》的经济学阅读和哲学阅读，认为前者仅仅是对《资本论》中的有关论述同在它以外就确定了的对象加以比较，哲学阅读则要对《资本论》的特殊对象以及这种论述同它的对象的特殊关系提出问题，而这就需要对《资本论》的论述对象的统一性提出认识论问题。他提出的阅读方法就是症候阅读法，“单纯的字面上的阅读在论证中只能看到论述的连续性。只有采用‘征候读法’才能使这些空白显示出来，才能从文字表述中辨别出沉默的表述，这种沉默的表述，由于突然出现在文字叙述中，因而使文字叙述出现了空白，也就是说丧失了它的严格性或者说它的表达能力达到了极限”[16]。这种阅读包含了双重阅读和循环阅读，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要求深入研究《资本论》，“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阅读《资本论》，而我们同时也应该在《资本论》中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这种双重的阅读，也就是不断从科学的阅读回复到哲学的阅读，再从哲学的阅读回复到科学的阅读是必要的和有成效的，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这种阅读中认识到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所包含的这一哲学革命的本质”[17]。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症候阅读也是一种互文性阅读，既包含了对主体所在场所进行反思的过程，也是把该文本与其他文本相关联的过程，“所谓征候读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18]。这种双重阅读或循环阅读或互文性阅读可以读出马克思没有在字面上写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资本论》的对象、理论、方法。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把症候阅读视为一种针对文本中所存在的“症候”的基本的阅读方法——症候阅读法。症候阅读的关键在于找出在一部著作中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式即理论结构，因为新的对象和问题在特定症候条件下可以以空白、空缺、沉默、不出场的形式出现，症候阅读法就是要把这些概念空缺所包含和规定的问题揭示出来。阿尔都塞曾举例指出，马克思发现古典经济学“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个说法有空白和毛病，因为这句话开头的“劳动”和结尾的“劳动”存在不一致或空缺。即使我们把后面的“劳动”换成“劳动者”也并不等于“劳动”，例如，亚当·斯密恰好就说过：“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19]。确切地讲，第二个劳动应该是指“劳动力”，“马克思在回答中把这些空白本身当做一种存在的空白生产出来，并且表现出来。马克思建立起表述的联系，他在这种表述中引入和重新建立了劳动力的概念，而这种劳动力的概念已经存在于古典经济学所作出的回答的空缺中”[20]。马克思虽然只是把劳动（者）替换成了劳动力，但是两个命题的问题结构发生了变化：古典经济学回答的问题是劳动是什么，而被改造过的命题回答的问题则是劳动力是什么。也就是说，古典经济学是生产不出问题的，马克思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把潜在的问题凸显出来了。可见，问题式既是内在的思想体系，又是隐形的理论构架，也是形成和统摄问题的思想生产方式，所以需要症候式阅读法。 阿尔都塞提出的症候阅读法主要针对的是理论文本，具有明显的结构主义和唯理主义色彩。就单一文本而言，由于马克思特别强调事物内部各方面的同时存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症候阅读法把文本区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要求把明确的论述与那些欠缺部分、空白点和无言处结合起来读，发掘潜藏在文本中未被意识到的问题；就文本关系而言，症候阅读法不看重马克思著作的连续性与统一性，而是注意其中的断裂、空缺、非连续性，不仅致力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围绕《资本论》形成的文本群之间关联性的研究，还试图沟通马克思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对照比较研究，并生产出相应的问题。例如，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以1845年为界，和把历史与政治建立在人的本质基础上的理论决裂，突破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与先前的著作发生了“认识论上的断裂”，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并运用“多元决定”、“结构因果性”对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做了新的解释。这可以说是阿尔都塞应用症候阅读法研究马克思的另一个例子。可见，这种批判性阅读具有生产性，对于经验主义的阅读模式是一个突破，对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症候阅读法也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广泛流行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阿尔都塞做出的一种理论反应，也就是说，它针对的是当时特定的时代“症候”。如上所述，在阿尔都塞那里，症候阅读大致涵盖了时代症候、文本症候和症候阅读法三个层面。这样一来，症候阅读不仅是一种阅读观念，也具有了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我们姑且就以《资本论》研究为例证，来观察症候阅读法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应用。《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的代表作。马克思在此书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试图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定哲学基础。自从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把马克思的物化理解为对象化形式合理性开始，近一个世纪以来，通过解读《资本论》来重构与复兴马克思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而《资本论》一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体现了马克思对市场资本主义运行“症候”的诊断，“马克思的阐释程序与弗洛伊德的阐释程序，更确切些说，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二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同宗同源关系。……通过分析要揭穿的‘秘密’不是被形式（商品的形式、梦的形式）隐藏起来的内容，而是这种形式自身的‘秘密’”[21]。这就为症候阅读提供了契机。我们以当代三个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人物——巴里巴尔、大卫·哈维和詹姆逊的《资本论》研究以及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为例来加以说明。他们或多或少代表了症候阅读法的不同模式与侧面。 20世纪60年代，围绕着阅读《资本论》在阿尔都塞周围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核心成员包括巴里巴尔、朗西埃、马歇雷等人，其中巴里巴尔是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一书初版与再版时的合作者。他所撰写的部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被收入《读〈资本论〉》。巴里巴尔完全赞同对《资本论》的症候阅读，“《资本论》的确建立了一门新的科学……如果我们的论述有什么意义的话，这个意义就在于最大限度地说明建立和开辟这一领域的总问题；承认、识别和提出马克思已经提出和解决了的问题，从而最终在这一成果即马克思的分析概念和分析形式中揭示出一切使我们能够识别和提出新问题的东西”[22]。他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前期手稿中“读”出了生产方式的分期、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再生产及过渡理论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巴里巴尔也是贯彻症候阅读法时间持续最长、成效最为显著的学者之一。直到20世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的90年代，巴里巴尔还坚持认为，“我们有权释读马克思的含蓄之词，当然不是将其只言片语当成可以随意重洗的扑克牌，而应该着眼于探讨其‘问题’，‘公理体系’及其‘哲学’，以彻底弄清它们（得出矛盾、局限及缺口突破）。如此，在一个全新的形势下，我们明白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赞成或反对他”[23]。他这一时期撰写的《马克思的哲学》仍然以《资本论》为中心，“读”出了其中所包含的以生产方式、阶级斗争的条件与方式、积累运动等为标志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大卫·哈维对《资本论》的研究看起来是一种经济学视野，但针对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这个“症候”，因而也算是一种症候阅读。他指出：“马克思真正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思考方式——深入到拜物教世界的表面现象之后，来识别我们目前条件下的解放的内在可能性。”[24]同时，哈维对《资本论》的阅读也是互文性阅读，一方面，他把《资本论》三卷及相关准备著作视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他把《资本论》置入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链条之中，“马克思能够摆脱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神秘表现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任何读过李嘉图著作的人都会这样说，是的，这就是李嘉图。而且这是纯粹的李嘉图，只包括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额外的内容。李嘉图坚持将劳动时间的概念作为价值。马克思则使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马克思在此所做的某种工作是复制了李嘉图的概念工具，而且看起来他只是简单地插入了一项修改内容。但正是这种插入，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形成了他们之间的差异”[25]。 詹姆逊的《重读〈资本论〉》则是明确地与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展开对话的著作。与《读〈资本论〉》一样，它同样把解读重心聚焦在《资本论》第一卷，但它把《资本论》读成“一部关于失业的书”，显然是对2008年发生的世界性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一个回应。而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研究《资本论》关注的是其“具体的原叙事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互相关联的难题或困惑的相继解决构成了整个结构或系统的框架，在这里就是资本主义系统的框架”[26]。虽然他小心不让此书成为对《资本论》的文学解读，但是该书对《资本论》特有的语言、意象、表达的青睐还是暴露了他作为文学批评家惯有的着眼点与路数。症候阅读法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有学者指出：“征候式阅读可以修复马克思文本中有空缺的表述，并根据马克思做出的回答生产出相应的问题。”“立足于互文式阅读，马克思的文本得以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融会贯通。”[27]众所周知，我国学界先前对《资本论》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政治经济学。郭大力认为：“《资本论》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包括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这个意义看，《资本论》本身已经具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28] 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有学者从马克思经济学著作重构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并取得了突出成就，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该著致力于“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他的哲学话语的转换”[29]。即马克思如何从人学社会现象学转向广义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再转向历史现象学。该著针对我国长期以来流行的苏联教科书模式对马克思所做的僵化解读这个“症候”，试图回答“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这一重大问题，因此它不仅在文本选择上远远超出了《资本论》，几乎囊括了马克思所有的经济学著作与手稿，而且在方法论上特别重视马克思著作的支援背景与构境意义，凸显了马克思哲学的诸多层面与转换历程，因而大大突破了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毫无疑问，症候阅读法对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影响更大。西方有学者甚至认为阿尔都塞提出的症候阅读法“构建的是一套哲学方法，用来解读和探索那些复杂文字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在这方面，他的成就更像是文学理论，而不像是经验的科学探究”[30]。也就是说，相比哲学研究，症候阅读法更适合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症候阅读法与文学批评的关联度显而易见。一方面，如同朗西埃所说，文学本身就是“矛盾的言说模式，它同时是言说与保持沉默，同时对它言说的知道又不知道……即作为症候言说的文学言说”[31]。文学作为一种症候的言说自然需要症候阅读法；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家对梦的症候分析与批评家对文学的解释一脉相通，“‘梦’这个词不是一个封闭的词，而是一个开放的词。它不是封闭在我们心理生活的有些边缘化的现象中，封闭在我们长夜的幻觉中，封闭在梦中。它向处于疯狂和文化中的所有心理产物开放，因为这些心理产物是梦的相似物”[32]。文学包含了大量类似梦境的象征、寓意与空白、断裂，既然阿尔都塞认为“只有采用‘征候读法’才能使这些空白显示出来，才能从文字表述中辨别出沉默的表述，这种沉默的表述，由于突然出现在文字叙述中，因而使文字叙述出现了空白，也就是说丧失了它的严格性或者说它的表达能力达到了极限。一旦这种叙述的表达能力达到了极限，那么在其在自身所开辟的领域中必然会出现叙述的空缺”[33]。症候阅读法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模式。 虽然阿尔都塞没有说症候阅读法适合于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但是他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重视结构对构成对象要素的含义的作用，例如他在分析贝尔多拉西的戏剧《我们的米兰》时指出，剧本中异化了的人物的自我意识同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生动关系，构成剧作的抽象结构，“贝尔多拉西有何明确的意图，这并不重要；除了剧本的台词、人物和舞台活动以外，真正重要的是剧本结构的各基本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34]。这与其对《资本论》的症候阅读是相通的，因而也启发了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所以杰姆逊直言：“在阿尔都塞的模式中，事物是作为张力、距离、间隙和非连续性来看待的……而今天的观点却受到阿尔都塞的模式的影响，文学作品好像并不是统一的，而是由相互矛盾、相互区别的不同层次组成的。艺术品不再是一有机的整体，而是由分裂、距离、相异性和间隙组成的游戏。”[35]具体来说，马歇雷的《文学生产原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问题式与症候阅读法来分析文学作品的。他在分析托尔斯泰时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把那些矛盾传达给我们，却没有宣布它们……这些矛盾规定了托尔斯泰的作品，因为它们既给作品以限制，又给作品以意义——而只有考虑到那些限制，才能了解这个意义。”“托尔斯泰揭示的各项矛盾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有几种答案：在意识形态和作品（由它和作品的关系所确定）之间；在问题（观念地提出）和解答（观念地提供）之间；在资料和修复资料的观察之间。”[36]他认为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等系列论文很好地把托尔斯泰作品所包含的矛盾与问题揭示出来了、凸显出来了，列宁因而成为托尔斯泰的批评家。在《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一文中，巴里巴尔和马歇雷也建立了一种对文学进行类似症候分析似的解释。他们认为“文学以想象性来解决无法解决的观念矛盾，并以再现那种解决‘开始’：不是‘比喻地’再现（通过形象、寓言、象征或论证）确实存在的解决办法（不妨重申，恰恰由于这样一种解决是不可能的，文学才得以生产出来），而是提供一种‘表演’，通过各种置换和替代把这种表演呈现为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解决。因为如果要有文学，那么，用一种特殊语言阐述的就必定是这种矛盾的条件（因而也是矛盾的观念因素），这种特殊语言是一种‘折衷’的语言，事先实现了一种未来和解的虚构。或更确切地说，它发现了一种‘折衷’的语言，从而把和解表现为‘自然的’，因此也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37]。他们把文学当做诸多观念矛盾的再现与解决，正因为文本存在着诸多有待破解的“症候”，文学批评便是对这些矛盾和矛盾条件的揭示，与弗洛伊德对梦境的分析有相似之处。 症候阅读法是一种开放性阅读，对后结构主义、解构批评与互文性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巴尔特在分析米什莱的文本时指出：“米什莱是无法线性地阅读的，必须把文本的基础和主题的网络恢复起来：米什莱的话语是一套名副其实的代码，不用筛子不行；这张筛网不是别的，恰恰是作品本身的结构。”[38]这种非线性的、抵达作品内部结构的阅读可算是症候阅读。 朗西埃说得好，作为充满矛盾的症候言说，“文学及其固有矛盾的核心并不是语言‘自身目的’，即文字对语言的封闭支配。真正的核心是文字与其精神的紧张状态”[39]。国内有的学者如蓝棣之不满长期以来盛行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运用症候阅读法(他称之为“症候批评”或“症候式分析”)进行文学批评，成效明显。蓝棣之以文本的各种悖逆、含混、反常、疑难现象作为突破口，寻找这些现象背后的意义，“主要做法是从文本的疑团寻找它的作者的症候”，“做梦、创作、神经病这三个方面，从我们自己的直接经验来说，也有很多相同、相通的地方，似乎常常互相转化……精神分析既可以用来分析精神现象，当然就可以用来对同为精神现象的文学进行症候批评”[40]。在对柔石的小说《二月》的分析中，蓝棣之认为作品表层叙述萧涧秋充满爱心，“将他自己的快乐反映到人类不幸的心上去的故事；另一个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叙述了一个厌倦、悲观的青年寻找纯洁理想的故事。前者是社会现实里的故事，后者是感情的精神的故事”[41]。萧涧秋同情文嫂一家的不幸遭遇，关心文嫂孩子的教育问题，表面上与陶岚交往，但实际上暗恋的是文嫂的女儿采莲。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有一些阿尔都塞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区分的影子，蓝棣之的“症候式分析”主要还是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那里得到启示，探讨现代文学中描写性爱的作品的心理内涵，大的方面属于精神分析批评的一种类型。值得注意的是，蓝棣之后来发表的《毛泽东眼中的鲁迅什么样》（《南方文坛》2001年第2期）以及近来李玮发表的《重新发明“中国”——论1930-1940年代中国的“民族形式”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5期）分别以毛泽东关于鲁迅及民族形式的论述为对象，试图超越“直接阅读”，把握其后的“理论框架”，与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阅读比较接近，可以视为中国文学批评界运用症候阅读研究理论文本的尝试与推进。 阿尔都塞本人晚年承认，他虽然仔细阅读过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但是他组织阅读《资本论》研讨班时，“只认真研究过《资本论》的第一卷”，“我感觉自己是个大胆从事任意的体系构造的‘哲学家’，而这样的构造与马克思本身毫不相干”[42]。这充分说明他对马克思《资本论》所做的症候阅读不仅是一种阅读方法，更是回应马克思主义现实发展的一种方式。如同朗西埃所说，症候阅读法具有无限的潜能。症候阅读从哲学向文学的蔓延也从马克思本人那里得到了启迪，“商品是一个幻影，一个外表极其简单的事物……马克思主义甚至向文学借鉴了其最为反常的原理：要理解一个世界的法则，不应该只在那些平凡事物中寻找这个世界，应该还这些平凡的事物以超级感性和幻影的面貌，以便从中看到社会功能的数字式写作”[43]。文本表述与意义表达、文化形态与意指过程的不一致，不唯存在于哲学文本、理论文本，更是文学的基本存在样态。时代症候、文本症候、症候阅读法如影随形。因此，症候阅读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词及当代意义研究”（项目号：18ZDA275）的阶段性成果。
[1]朗西埃：《词语的肉身》，朱康等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页。此处译文有改动。
[2]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牛建科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156页。[3]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99、103页。[4]巴里巴尔：《中文版阿尔都塞著作集序》，载阿尔都塞《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霍炬、陈越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译文略有改动。[5]参见弗洛伊德《释梦》，孙名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4页。[6]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2页。[9]参见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10]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11]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7页注2。[12]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 第178页。[13]巴什拉：《科学精神的形成》，钱培鑫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14] Jacques Lacan, Ecrits, translated by Bruce Fink, New Yorkand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2002,p.247.[15]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16]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 第94页。[17]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81页。[18]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21页。[19]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2页。[20]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15页。[21]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15页。[22]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381页。[23]巴里巴尔：《马克思的哲学》，王吉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168页。[24]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谢富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401页。[25]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刘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5页。[26]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27]张立波：《阅读、书写和历史意识——对马克思的多重表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8页。[28]郭大力：《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8页。[29]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30]丹尼尔·利特：《马克思主义和方法》，载达里尔·格雷泽、戴维·沃克尔编《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王立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9~380页。[31]朗西埃：《审美无意识》，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32]利科：《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汪堂家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33]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第94页。[35]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36] 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1978,pp.127,129.[37]巴利巴尔、马歇雷：《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载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38]罗兰·巴尔特：《米什莱》，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191页。[39]朗西埃：《沉默的言语：论文学的矛盾》，臧小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页。[40]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41]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第53页。[42]阿尔都塞：《来日方长》，蔡鸿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页。[43]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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